是一点点孕育生长起来的，从八年前那个中午她明知道他在为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让她配合撒谎而坚毅地点头那一刻起就埋下了种子。
她不是个健全的女人，可这不是她的错。这些年，这个女人兢兢业业地把一个家操持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从无半句怨言。
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钟树林看妻子的眼神中也多了一份柔情，出差回来，除了给儿子买点心糖果，也不忘给妻子买些女人喜爱的东西，有时是一件时髦的上海的确良花衬衫，有时是一双随脚的老北京布鞋，有时走得匆忙，只在火车站售货亭买一个小小的彩色塑料发卡，总之都是这个北方小城难得一见稀罕物。
李春花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当然品味出夫妻之爱的甜蜜，也更加觉得自己这辈子亏欠这个男人太多太多，单单做好家务是不足以为报的。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她常常想，如果钟树林真的跟外面什么女人有那种关系，那对他才算是公平的，她也会感到心安些。可是，这些年，他看不出一点外面有女人的迹象，倒是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她和儿子身上。
钟山个子长高了，超出父亲半个头，声音变得憨憨的，还长出了细小的胡须。儿子长大了，与父亲的关系却一天天变得疏远起来。钟山很少和父亲有语言上的交流，有什么事情，比如交书费、学费，参加合唱队要订制服装，参加吉他培训班想买一把木吉他，上学路途远需要买一辆自行车等，都只跟母亲说，再由母亲转述给父亲。
钟山对父亲的冷淡，也是从12岁那年两个大人当着他的面撒谎那个秋天的中午开始萌生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懂得的事情越来越多，他对父亲的怨恨也越来越深。
打他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是分睡的，小的时候住小房，母亲搂着他睡小屋，父亲一个人住大屋。搬进三居室的楼房后，父亲更是独占一间，卧室兼书房。他开始懂事了，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他隐隐地觉得父亲生活中可能有另外一个女人，虽不像马护士那样公然占有全子妈的位置，但却像个影子一样，在钟山的脑海里时不时浮现，挥之不去。让他不解的是，母亲对这些好像一无所知，竟然没有一句怨言，非但没有怨言，还对父亲百般体贴关照，好像这一切都是极其正常的事。于是他就更觉得母亲可怜，受到冷遇，欺凌，却没有一点反抗精神，也就更觉得父亲可恶，把母亲的忍耐视作软弱。他还没想好如何捍卫母亲的尊严和权益，现在，只能将一切都放在心中。
☆、第二十二章立志高考
钟山连续考了两年大学都名落孙山，离录取分数线每次都只差那么三分两分。乡下的堂兄都从青山师专毕业，分到了市第三中学当上一名数学老师。钟树林觉得面子上很没光彩。最让他生气的是，他认为钟山的心思根本没用在学习上，甚至沾染了街头小混子的习气，有走下坡路的倾向。
此时，钟家已经搬进市里新盖的三室一厅局长楼好几年了，离过去住的小平房不到两站地。钟山还是时常和全子、柱子俩人厮混在一起。那两个小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全子是为帮哥哥养家不得不放弃学业，柱子则是无论如何也学不进去了。两人都在街道的小五金厂上班，下了班，就在楼下“山子山子”地高声叫。听到叫喊声，钟山撂下手上的书本就往楼下奔，常常天黑以后才能回来。有时，三个人还在外面的小馆里喝酒，钟山回家时身上带着酒气，似乎还偷偷学会了抽烟。儿大不由爷，钟树林也感到了儿子对自己的疏远甚至是一种无言的抵触，往往是批评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一天晚上，都快十点了，三个小子气喘嘘嘘地跑上他家住的三楼，慌慌张张地打开房门，又急急忙忙地把门关上，柱子的手里攥着一顶绿军帽。
钟树林听说，这阵子社会上的小青年正流行“抢军帽”的勾当。所谓“军帽”，就是草绿色棉布做的软胎硬遮单帽，市面上很难买到，男孩子都以拥有这样一顶帽子为骄傲。一顶帽子，本来在自己头上戴得好好的，没有风来，不会被吹落，忽然后面一个人上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下就跑，瞬间就跑得无影无踪。虽然只是一项帽子，却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弄得人们晚上出门或在人多的公共场所都不敢戴帽子了。钟树林看出这仨小子一定是干这勾当去了。他在公园遛弯儿时听公安局退休的老战友说，最近派出所对这事抓得很紧，正撒开大网准备抓捕抢夺者，抓住了就要严办。倘若儿子被抓去了，他不知道自己下步该怎么办，这小子的前途也就毁了。
钟树林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待那两个小子离开后，他厉声训斥道：“你还想学好不了！书不好好念，成天干些个偷鸡摸狗的事，你看看你虎子哥都大学毕业了，你啥时候也考一个给我瞧瞧，也算我和你妈没白养活你这二十来年！”
钟山低着头，垂着眼，一言不发，心里有些发虚，表面上却硬撑着。
他感觉此时的自己就像是小时候见到的褪了黄嘴丫翅膀渐渐长成的小麻雀，很快就可以飞离小巢，飞向天空了。这时，他脑海里忽然呈现出一片碧蓝的天空，小鸟正自由自在地飞翔。飞累了，就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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