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房依旧是静悄悄的,不见儿子的踪影。
夫妻俩又走出门,漫无边际地穿行在城市的每一条马路上。
百货商店关门了,门前已经一片冷清,小人书摊儿早收了,留下的是几张废报纸和四五个破砖头。
火车站里人倒是不少,排队上车的人一个挨着一个,等车的人歪七扭八地坐着睡着,一个一个地排查,没有儿子的踪影。
城郊的小河边,天上繁星点点,河面泛着浅白的微光,什么都看不清,只有草棵里的虫儿唧唧唧地叫得欢,偶尔有蛤蟆扑通跳入水里。
两人喊了几声“小山子”,声音传出很远,却不见回应。
这时候,钟树林已经出了一后背一脑门子的汗,把自行车放倒在河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李春花站在旁边,嘤嘤地哭起来,声音压抑着,一如二十多年前那个洞房花烛之夜。这哭声,一下子触动了钟树林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他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半晌,钟树林站起身,扶了扶妻子的肩说:“我先送你回去吧,说不定一会儿孩子就回来了,家里不能不留个人,我再到外面找找。”
二人推开房门时,仍不见儿子回来,丈夫转身就向外走。听丈夫骑自行车走远了,李春花扑到炕上“哇”地一声嚎哭起来,那声音凄凄惨惨,只有那年讨饭路上睡在一户人家的柴草垛里,一觉醒来时发现母亲已经亡故的那个清晨她这样痛哭过。
钟树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乱撞,见人就打听有没有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背。后来,路上已没有了行人,他就只是在马路上推着自行车漫无边际地走,期待着哪个墙角旮旯哪棵大树底下有个睡着的孩子就是他的小山子。
钟树林满脑子都是钟山的影子。从孤儿院抱回来的时候,钟山总尿炕,一晚上要换几次尿布,半夜里还要起来冲一遍炼乳,一年多时间里,夫妻俩几乎没睡上一宿囫囵觉。虽然辛苦劳累,但是夫妻二人却乐在其中,像所有父母一样,为孩子一天天成长而感到欣慰。
儿子开口叫爸爸了,在一次他下班回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他喜得抱起儿子骑在脖梗上,在地中央转了一圈又一圈。儿子咯咯咯欢笑着,爸爸高兴地哼唱着“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举起小铜锣,的隆的隆冬”……
儿子上小学了,像许多爸爸一样,他把儿子抱在自行车的横樑上,儿子毛茸茸的小脑袋就在他鼻子下边,蹭得他心里痒痒的,一种叫父爱的东西爬上心头,在身体里一点点蔓延开来。
自从钟山进了家门,他觉得生活过得开始有了滋味,更有了奔头,与春花的亲情也一天天浓厚起来。可是,就是昨晚上的几巴掌,他把儿子打跑了。他后悔,后悔自己当时的冲动,后悔得想揪自己的头发。他在心里一遍遍地喊“儿子回来吧”,他再也不会动儿子一指头,再急也不会,他要和他讲道理,他相信儿子听得进他讲的道理,科室里的同志都说他讲话有水平,听着人心里暖和,大道理经他一讲解就变得简单易懂了,他一定能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不用武力,只凭一张嘴。可是,儿子这会儿究竟在哪里啊。
也不知走了多久,东方的天空已经放亮,街道上传来“哗哗哗”扫马路的声音,钟树林推着自行车耷拉着脑袋走进院门,李春花闻声推开房门,见回来的只是丈夫一个人,忍不住眼泪又流出来。钟树林停好自行车,一双手搂住了眼睛红肿浑身颤抖的妻子瘦弱的双肩。他的心也在流泪,可面对妻子,他要表现出坚强来。
上午,钟树林去派出所报了案,也不上班,又回到了家里。整个上午,夫妻俩不吃不喝地坐在屋里,哭丧着脸,也不说话,心像滚油煎的一般,听着屋外的响动,焦急地等待着儿子的消息。
傍晌午的时候,院门有了响动,夫妻俩一齐奔向屋外。是乡下的大哥钟大年,跟在身后垂头丧气的孩子,正是他们想得心焦盼得心碎的宝贝儿子。
☆、第十二章离家出走
那天早晨,钟山离开家,越过学校门口,仿佛没有看见陆陆续续走进校门的老师学生,飞快地跑向汽车站。他记得,去柳树屯的早班车早晨8点半发,他得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汽车站。
钟山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进车站售票室,他的头刚刚超过卖票的窗口一点点,吃力地踮起脚尖儿伸出手递给里面穿制服的售票员5元钱,弱弱地说买一张去柳树屯的车票。戴蓝色大盖帽穿白色半袖制服的女售票员头也没抬,收了钱,在票面上盖了红戳,连同找回的钱币一同推出窗口。
在候车室等了约莫半个钟头的工夫,车站广播里喊去柳树屯的乘客请拿好物品到2号剪票口剪票了。人们呼啦一下拥到了剪票口,钟山被大人们挤到了后面,手里紧紧地攥着那张印有红色日期的硬纸板车票,好大一会儿,拥挤的人流都出了门,钟山才凑上前去,把车票递给剪票员,眼看着纸板上剪出了一个小豁口。出了门,一辆挂有“青山——柳树屯”牌子的红白道圆头大客车停在外边,车厢里已是黑压压的一车人。
“后面的再往里挤挤,还有几个没上来呢。”乘务员大喊。
车里面的人缓缓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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