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议事,七位顾问大臣都在,最后匆匆定下决议,调江北各省卫所兵马勤王,同时暂时放弃居庸关、紫荆关以西和以北的城塞,以内长城一线作为京畿防御的最后屏障。
张懋道:“土木堡之地,原本可成为抵御北寇之重地,然己巳之变后,年久失修,城墙多已不存,沈溪如今驻兵土木堡,若有机缘,或可突围而出,率兵撤回居庸而守,至于折损当为不计,定为忠直!”
七位顾问大臣中,跟土木堡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英国公张懋,他的父亲张辅就是在土木堡之变中战死,张懋是张辅次子承袭的爵位。
在张懋看来,沈溪还是有勇气和担当的,至少在鞑靼大军面前没有退缩,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仍旧据险而守。
只是张懋也认为土木堡年久失修,难以作为明军防御鞑靼人的桥头堡,但他已经从心底认定沈溪必死无疑,为了彰显他的公正,建议无论沈溪最后是否战胜,只要能活着回来,哪怕折损再严重,也要定沈溪忠直之名,给沈溪记大功。
张懋的话,虽然不能被所有人认同,但至少没人反驳。
没有人愿意跟沈溪这个“死人”计较,之前李东阳还认为应该追究沈溪从居庸关擅自调兵的过错,但最后在心里盘桓了一下,沈溪调兵并非无章可循,沈溪的德才值得肯定,更何况朝中还有谢迁为沈溪说话,以如今的形势,定沈溪的罪很不合适。
马文升问道:“那两关镇守,分别以谁为统帅?”
一个问题,就把在场几位重臣给难住了。
居庸关和紫荆关既然均已成为鞑靼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谁出来统调兵马,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李东阳原本正在记录一些东西,此时他放下笔,抬头道:“宣大、太原以及三边等地,相去京城甚远,或需派遣将帅以统御兵马。但两关乃京畿重地,一切政令、调兵可由朝廷直接下达军令,兵部、五军都督府当以谋臣定之!”
李东阳的话,得到刘健、熊绣的赞同,一下就获得三票支持,但谢迁和马文升却有不同见解,至于张懋和张鹤龄,因为本身是武将,在这种参议军机的事情上并不占据主动,他们识相地没有发表意见。
谢迁道:“若以距离论,居庸关、紫荆关的确相距京城不远,但如今京畿之地戒严,前车之鉴,己巳之变中,北寇兵马兵分两路攻取京城,若前往两关路途断绝,上令不能下达,可是要任由居庸关和紫荆关失陷于贼手?”
或许是因为沈溪的关系,谢迁在这几天议事中,几乎都在跟李东阳唱反调。
李东阳提出居庸关和紫荆关的军事调度,一切由京城负责,除了这两座城距离京城不远,方便调度外,也是防止再出现之前那样被沈溪“擅自”调兵的事情,权力收回京城,为的是确保朝廷的权威。
但谢迁却有不同的观点。
朝廷不能因为居庸关和紫荆关并非九边重镇就放松警惕,必须要派出重要将领前往镇守,将统兵和调兵权力归还给两关守军,防止出现几十年前土木堡之变后的状况,若被鞑靼人断绝与两关联系,会导致消息渠道不畅,无法做到政令快速传递。
李东阳这边有三票,谢迁这边最多只能争取到马文升一票,张懋和张鹤龄则没有站边的意向。
就在场面僵持时,刘健问了一句:“于乔,你支持何人前去两关领兵镇守?”
谢迁差点儿就脱口而出“沈溪小儿”,但意识到沈溪如今被困土木堡,京师之地又没人愿意领这种要命的差事,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答,之前感觉很多人都合适,可仔细想来,似乎没谁会比沈溪更为恰当。
不如沈溪的,在谢迁看来就是不堪大用之人,并不抱多大期望。
刘健道:“既然于乔并无合适人选,两关之地,便先由地方卫所自行镇守,政令由京师下达,如何?”
谢迁虽然心中不甘,但只能点头应允,他此时已做好牺牲沈溪的准备。
对谢迁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将居庸关和紫荆关的调兵权限都归于京城,等于是断了沈溪从两关调动援军的机会,处境将会更加危险。
……
……
宁夏镇驻地,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称的宁夏卫城。
位于城中心的临时督抚衙门内,刘大夏正在倾听战报,宣府失守的消息,差不多也是十七日夜里才传递到宁夏卫。
“……鞑子自延绥镇、太原镇等地,兵分多路,潜入宣府腹地,与张家口堡外之胡虏里应外合,耗时十二日破关,之后六日,宣府失守,延绥巡抚沈军门屯兵土木堡,与鞑子交战,累歼鞑子兵马四千余,今宣府失守,鞑子围攻土木堡,万全都司各城塞,十有九失……”
万全都司,就是宣府治军衙所,宣府各处城塞都是由万全都司负责征调兵马。
刘大夏听了半晌,问道:“朝廷调兵手令可有送达?”
负责与京师及各地文书往来的部将李建出列:“回尚书大人,京城尚未有调兵公文送达。”
刘大夏沉吟道:“宣府失守,到如今不过四日,朝廷公文或许会在这一两日送达,本官西北之行,可谓马失前蹄,榆林卫落败,如今以为在宁夏取得大捷,却不知只是鞑靼人调虎离山之计……”
刘大夏部将之一,榆林卫指挥使扈凌站出来道:“刘尚书,宣府之败,非您之过,宣大总督镇守不利,延绥巡抚出兵宣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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