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人全傻了。
气头上砸得痛快,砸完了柯雷就后悔了。大家谁也没吱声,包括黄涛。都默默地收拾起衣物和球散了场。唯有于顺松临走冲柯雷翻了一下白眼,倔哼哼地走回车间。这种无声的瞪白眼比有声的指责还要难受。柯雷觉得这对自己很不妙,心中一阵慌乱,责备自己不冷静,不就是个玩吗!何必认真叫劲儿哪?这种举动的影响肯定是很坏的,给人留下了一个恶劣的印象。整个下午柯雷沉浸在不安之中。下班回到家,中午那一幕总在柯雷的眼前显现,于顺松的白眼和拉耷着猪肚子样的脸倔哼哼地,让柯雷不寒而栗。他饭不想寝不安,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在第二天下班后团的活动日上,柯雷主动做了检查质的自我批评。为了使检讨能深刻和获得大家的认可,柯雷把自己的这一行为,自我定为流氓行为。诚恳深刻的检讨,使主持会议的于顺松挺满意,柯雷逃过了这一劫。邱明哲也没追究这事儿。柯雷长嘘了一口气,庆幸消除了这次轻率举动引起的危险后果。
冬天到了。
这是柯雷入厂后第二个冬季,飘飘洒洒不期而至的第一场雪,在萧瑟灰暗的天地间铺上了一层洁白。给晦暗生活中柯雷的心境带来了一抹清新的亮色。
三车间的年轻人太少了,车间里大部分是1958年以前入厂的工人。到如今这十二年里,算柯雷他们这批总共才进了十四个人;1964年进了三个学徒工,1968年进了五个大学生,1969年进了柯雷他们六个学徒工。
那些年龄大的工人,大部分文化低,有的连学都没上过,从小就在私人烘炉学徒,一个大字不识,虽然朴实,但自私狭隘也是他们时常显露的本色。比你辈分大的都是大爷,技术活是我的,脏累重和伺候的活是你徒弟的年青人的。柯雷早上要早来做生产前的准备,生产中要抬抬搬搬架架,拣脏累重的活干。收工时还要打扫卫生,给师傅打洗脸水。但到了评比时,先进个人都是班长和掌钳师傅的,本就没有年轻人的份儿。
旧时的观念不仅锢滞他们自己也封杀年轻人,这使车间的人气儿,像充塞着加热炉里窜出的黑烟,涂着灰色油漆的锻锤,灰色的锻件,熏黑的墙壁的车间一样灰色晦暗。
年轻人少,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更少。三车间里里外外总共才六个女。除了李珍、鞠芳和天车工宋燕已近半老徐娘,还有1968年毕业入厂,今年相继结婚的两个女大学生,一个叫桑云,是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宁波口音夹杂着半生的普通话。另一个叫赵丽华,是**西人,毕业于吉林工大,俩人鼻子上都架着一副近视镜,在柯雷的眼中,近视镜增添了她俩的知识分子气儿。桑云比赵丽华清秀一些,透着南方女的气韵。和她俩一起入厂的大学生,还有四个男的。六个人都是以“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被全部安排当了工人。女的学开锤,男的干帮钳。也许是书生气太浓了,在掌握生产技术要领的过程中,他们显得特别笨拙。还不如柯雷这些晚他们进厂一年的中学生们快捷和有灵气儿。像荒料这种活儿,男的没一个能打好的,糟糕的连个儿都翻不过来,好一点的也锻的七扭八歪。桑云和赵丽华学开锤也是常挨掌钳的狗屁呲。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是家常便饭。
只有和柯雷同入厂的胡秀媛是年轻姑娘,胡秀媛和柯雷是同校同班的同学,格十分腼腆,一张扁瓦脸,两只小抠漏眼儿,但皮肤白净,找回了其貌不扬的不足。初学乍练开锤技术,经常受到掌钳师傅的无情抢白和喝斥,她的脸就像被一屁股拍扁的红萝卜,窘迫得通红,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手部的作就更没了章法。这时,她的师傅鞠芳只好接过来。有时看掌钳的喝斥得太狠了,也许是同情徒弟,也许是觉得自己当师傅的也没了面子,鞠芳也凭着老字辈的资格,冲掌钳的反戈一击:
“吼啥呀?横了吧唧地扯脖子喊,她一慌,不就更不会了吗?”
“嘿嘿……”
她这一吼,对方往往化做一番憨笑。
啪啪啪!接过徒弟手中纵杆的鞠芳,突然使劲儿地往后一搂,锤头重重地砸在因为耽搁有些发凉变暗红的锻坯上。这冷不丁的重锤,常惊得掌钳的一愣怔,往后一缩。看他像缩脖**似的,发怒的鞠芳也扑哧乐了。
“嘿嘿嘿……”受惊悸的人又一声傻笑。
比李珍和鞠芳晚进厂的年轻女人不是没有,但都受不了这恶劣的环境和糟糕的气氛,都想方设方调走。前不久,胡秀媛也不知挖了谁的门子,调到工具车间去了。
没有了徒弟替换歇手,李珍和鞠芳常流露出抱怨的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都发胖起来,今天吵吵这疼,明天吵吵那痒。有时在邱明哲面前嘀咕:岁数都这么大了,连个徒弟都没有。
枯燥而带点威的政治的灌输,压抑的人际关系,缺少女的单一色彩,这种单调乏味沉闷的日子,柯雷觉着度日如年。让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讲的一出叫《孟姜女哭长城》的戏,说:秦始皇为了让民工快修长城,用针把太阳钉住了。好像三车间的日子也让邱明哲他们给钉住了。所以才觉着度日如年。
一种不自觉的渴望在柯雷他们心中滋生:渴望扩大年清的队伍,扩张青春的朝气。他们的心底里盼着能进来几个年轻姑娘,给这灰色的世界添点色彩。这种企盼是潜意识的,是一种青春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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