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祐三年，腊月，京中有流言起，言太原王、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刘崇，潜蓄异志，贻患于朝廷。
朝野民间，议论纷纷，天子刘承祐闻之盛怒，于崇政殿间大发雷霆，疾言有君心叵测之徒，怀奸弄恶之辈，欲间离朝廷与河东。
旋即召武德正副使李少游及王景崇，勒令二人调查处置此事，缉拿散播谣言之人。其后，武德司下探事尽出，密作成风，连新组建的武德营亦甲士四出，前后捉拿上百人，动静闹得很大，平稳许久的东京都因此事乱了一阵。
只是，前几年侦查探案，推鞠问罪，无往而不利的武德司，在此事中效率骤然低下，逮捕了不少人，终究一无所得。还是天子刘承祐及时自愤怒之中冷静下来，下令所拿无辜尽数释放，赔以钱财，以息民怨。
其后，刘承祐着中书舍人、知制诰陶谷作一篇告皇叔书，将京中之事尽陈，行文流畅，感情充沛，尽抒叔侄之情，君臣之谊，全明心迹。
又召皇叔慕容彦超进宫，与之恳谈，然后委其为河东宣慰使，替天子北上晋阳，祭天祭祖。另外，便是将皇帝的书信，及准备好的一大批御用赏赐之物，带给刘崇。
慕容彦超，自去年初，许州皇叔刘信案之后，快两年的时间了，一直待在东京，即便刘承祐给他的禁足日期过了，也没有回节镇郓州的意思。反而在东京经商，大置产业，赚下了一大份家产，并且将自己的经商天赋给“开发”出来了。
至于郓州那边，初时还委以幕佐将吏任事，后来则全然不管了。到如今，郓州虽仍为节镇，但无论兵马还是政务，都已由朝廷直接派遣的军政将吏掌控，政分诸曹，军使团练。在刘承祐小心谨慎地对地方进行“去节度化”的过程中，郓州这边，几乎已是一步到位。
大抵有鉴于此，对于慕容彦超在东京，刘承祐有些放任，比起他在地方上祸害官府生民，在东京利用身份特权做些买卖，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而慕容彦超此人，说他粗鄙，自傲，贪婪，好色，一点都不过分，但有一点，还算识趣，尤其在面对刘承祐这个皇侄的时候。
东京的流言，也有所闻，对天子委以差事的用意，也有所猜测，直接打包票，奉命北上河东。
在慕容彦超北去之时，刘承祐这边动作紧随而来，其一，将那封告皇叔书散发流传民间；其二，急令还未在东京待满一月的杨业，回代州；其三，往晋州增派一部分军器；其四，汜水军使白重赞移驻土门（井陉），拨兵两千。
原本，白重赞镇汜水，是史弘肇出镇洛阳之际，刘承祐布的闲子，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史弘肇在洛阳几乎将他“工具人”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一众勋臣豪族在他的“淫威”下瑟瑟发抖。而如今，刘承祐将之调至土门，目的为何，智者见之。
事实上，这一系列动作，基本上就是刘承祐对河东情状的应对了，怀柔安抚的同时，不忘打草惊蛇，敲山震虎。
若说刘崇此时有反心，刘承祐相信，没有王景崇汇报得那么夸张。若说与朝廷同心同德，那也不可能，到刘崇这样的地位，再加朝廷的政策，再加其性格影响，对朝廷心存疑忌，那是必然之事。
而刘承祐通过诸多措施，想要告诉刘崇的便是。朕与皇叔有叔侄之情，必无相害之心，请皇叔放心勿虑。但皇叔如真因疑忌有所异动，那么朝廷也不是毫无准备，早有提防。
以刘崇的头脑，想要理清其中利害，或许有些难度，但刘承祐听闻，其节度判官郑珙与太原少尹李骧是有见识的人才，想来会让刘崇警醒些的。
刘承祐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稳住河东，让他勿在他大业肇启之时，出来裹乱。他心里也清楚，河东之患，说严重也严重，但若真到心腹之患的地步，那也不至于。
河东的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其山川形胜，再加上三代以来的兴替，都注定了据之者难不起心思。但于刘承祐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仅在于皇叔刘崇了。
至于河东本身，除了地利之外，人口、土地、城池、赋税......战争潜力早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这三度竭力进取中原的过程中消耗殆尽了。到如今，河东那一隅地，根本没有独立对抗朝廷的实力。
而在原本的历史上，刘崇之所以能据河东，以抗后周。一者，有承继后汉宗庙的“大义”在，郭威虽然打着“清君侧”的名义率军进京，但谋朝篡位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二者，得国不正，内乱不止，郭威忙着安抚诸镇，腾不出手对付刘崇；三者，自然是有契丹的支持，“叔侄之国”算是给隆兴和议的南宋树立了一个榜样。
至于皇叔刘崇，不是刘承祐小瞧他，无论其治政、用兵、权谋、名望，都不过中人之资，能有如今的地位，即便不庆幸投了个好胎，也得感谢有个好兄长。
如若真要对付刘崇，对他动手，不是刘承祐自负，片刻之间，他便能想出数条策略办法。只是，而今时机未到。
为了征南大业，刘承祐已经熬了两年，准备了两年，对契丹都打算施行彻底的龟缩防守策略，又怎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将河东问题扩大化。
另外，道一腹黑的谋算，刘崇在河东积攒了那诸多的兵马、钱粮，他日只需将之拿下，那么，多年积累，便一朝为朝廷所得。其所积民怨，大抵一诏可解，而朝廷则得其实利，天子“大义灭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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