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政肯定是赞同建设一家年出栏生猪百万头的单体养猪场的——布置一个灵阵就一步到位，跟奔波多处布置多个灵阵，傻子才选后者呢。
在齐政请来“外援”以进一步保障养猪场的防疫工作后，李东亮最终也不再反对。
第一步启动的就是选址了。嘉谷农牧的前置准备工作早已启动，在确定按原计划建设巨型养猪场后，几个候选地址摆上了齐政等管理层的案头。
这是一笔投资额度达到10亿元的项目，大部分决策都要集团高层过目——整合后的嘉谷集团，无论是旗下哪个子公司，只要超过10亿元的单笔投资，都要登上嘉谷管理层的“圆桌会议”，经各位高管的查漏补缺后才会施行。
齐政就对几个候选地址都不太满意。
嘉谷农牧提供的几个候选地址中，主要分布在国内生猪主产区。
一直以来，国内生猪养殖业一直存在主产区与主销区之分。
受玉米等粮食产地、产业比较优势、交通运输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生猪主产区包括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产粮地区。
在主产区中，西南地区气候适宜生猪生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猪生产规模化水平较高，且靠近珠三角、长三角等主销区，但地处亚热带气候，疫病易发；华北地区粮食充足，饲料成本相对较低，生猪生产规模化水平也比较高，交通便利；东北地区相对偏远，但饲料原料充足，饲料成本相对较低。
嘉谷农牧提供的候选地址明显偏向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北地区，一个靠近市场，一个靠近最大的产粮区。
齐政不满意，不是说这些候选地址达不到养猪的要求，而是基于未来的趋势有其他的考虑。
所以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李东亮，齐政就直言不讳：“看到你们提供的候选地址，想来你们也是考虑到了环保的压力。”
李东亮以为齐政是嫌弃地方偏僻，解释道：“对。虽然我们的养猪场在环保方面把控严格，但环保压力还是不小。所以我们的选址，哪怕是为了靠近消费市场的，也只能尽量选择城市郊区。”
生猪养殖毕竟是重污染行业。首先，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不彻底，随意抛弃河流会造成河流污染，严重的可能会滋生疫病；其次，动物排泄物收集处理困难，对区域污染严重；最后，养殖生产中附设物品会造成对周边环境影响，导致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
嘉谷农牧的养殖场在环保问题上极为重视，环保的成本甚至仅次于饲料和人力的成本，饶是如此，养猪场的选址也是往相对偏僻的地方考虑。
但齐政不是觉得候选地址太偏僻，相反，他是觉得还不够偏僻。
“我觉得你们还是低估了国家的环保限制政策，尤其在南方水网地区，养殖业的环保限制力度将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齐政最是清楚，过不了几年，在养猪产业的调整中，国家频出环保限制政策，环保禁养很快就进入了高峰期。
从政策上可以看出，华南、华东一带最先划出环保禁养区，而且执行力度空前。其中南方水网地区，因环保整治而削减的生猪存栏达到上千万头。
随着标准的提高，全国禁养区域划定范围持续扩大，划定区域从最初的南方水网和重点地区逐渐向西南、东北、西北地区转移。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现在没有选对地址，就算你规模再大，关闭或搬迁也是不可避免的。
李东亮有些惊愕，倒不是觉得齐政危言耸听，从大趋势来看，环保整治是必然的。他只是觉得进度不会这么快，整治力度也不会这么猛。
但齐政的判断很少出错。上百万头生猪养殖规模的养猪场，可不比几万头的养猪场，无论是关闭还是搬迁，损失都太大了。
看着他在地图上标出的可能禁养区域，李东亮叹了一口气：“那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几个选址就不能用了，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
“那我们是要着重考虑东北地区了？也好，这也符合‘南猪北养’的趋势。”
岂料齐政还是摇了摇头。
随着养殖规模化的发展，过去几年，国内生猪养殖行业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南猪北养”的趋势。主要是指消费在南方，养殖在北方。具体表现在以鲁省为代表的华北主产区，其生猪养殖出栏量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比例在逐步提升。
华北、东北地区本就具备饲料原料成本优势，随着华中、华南一带的环保压力开始增大，生猪养殖也在转移。尤其是东北，更是成为各大养殖集团重点布局的方向，进一步加速了国内“南猪北养”的趋势。
但齐政对此提出了两点不利因素。
“东北地区养猪虽然有成本优势，但也不是没有劣势。”
“首先，东北地区还未能建立完备的疫情防控体系。东北地区养殖规模化起步较晚，起步晚，意味着不论是政府还是养殖户，在生猪产业经营，尤其是疫病防控、应对领域的经验积累相对较少。”
不是说单单企业本身做好防疫工作就能万无一失了，当地政府的应对也很重要。譬如猪瘟横行时，假如政府不及时控制生猪尤其是病猪的流通，企业自身的防疫压力剧增。
在齐政的印象中，后面的十多年里，包括今年年底到明年的猪瘟，国内至少会爆发三次重大疫情。也只有经历了这些疫情后，东北地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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