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姓秦的人,终于按耐不住,摘下眼镜,啪地甩在桌上。“这下你满意了吧?”我没再疯下去,坐下来比了个请的动作。
“打个比方说,这是我们。”他用食指哒哒敲了两下烟盒,“这是你,”又举了举酒杯,“这是我。我们是烟和酒。其实,这两样东西屁个联系都没有。可人们抓着酒瓶的手上总是习惯性地夹一支烟,就好像它们是番茄和鸡蛋似的。他们喜欢说,不喝酒不抽烟,却很少说不吸毒不自戕。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一开始,这两样东西就被摆在了一块儿。烟会使人清醒,酒精会让人犯迷糊,乃至于短暂失忆——这两样东西摆在一块儿使,就会让你感到噁心。作者和编辑跟这是一码事。人们总以为,编辑可以让文章更漂亮,更符合读者的口味——诚然如此,可对我来说,他们只会把我们的东西毁得干干净净。刚出头的小作者,尽量会写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来博取好感,等熬成老油条才肯说实话,因为到了那时,哪怕你放个屁,那些评论家,那些读者都会帮你分析气体成分,不是么?”
只要一有人跟我讲大道理,我就会恢复地地道道的嘴脸。所以我说:“你太偏激了,再说,你跟我说又有什么用呢?”
他看了我一会,偏头吐了口烟:“几岁了?”
我楞了楞,说;“三十二。”
他嘻地笑了声,往酒杯里弹了弹烟灰,“我看过你写的玩意儿,不是说能力方面,可你不适合干这行。”
“你知道,工作这事不需要什么天分。”
“不是天分,而是——”他用食指敲了敲脑门,“是这个。我、你、李三,我们在有些方面就是有那么点像,不然我也不会和你们浪费那么多时间。”
“所以?”
“那天下午,我劝他换份工作。今天我对你说的话,和那天差不太多。”
“他没答应。”
“是的,我告诉他:不要因为当下赚了点名声赚了点钱,就以为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浪费时间并不可怕,人么,不出意外都能活个几十年,不是么?可怕的是明明在浪费时间,自己却还不知道。你口袋里的钱,你那来之不易的名声,正在逐渐消耗你,它们已经快把你耗尽了。他拒绝了我的建议,这顽固的小瘪三,现在吃到苦头了。”
“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封笔呢?你怎么还在写呢?你为什么还在浪费我的时间呢?”
“知道我小时候想干什么吗?开水族馆。现在我用稿费买下一座水族馆,白天我在里头看鲸鱼、看企鹅,晚上高兴的话,写一两千字。我为什么留下来?因为我赚的稿费可以买下一座水族馆,因为人们偶尔会谈起我,知道我姓甚名谁、知道我的尊容、知道我写了些什么。二十岁时我喜欢敲字,二十五岁我厌恶这项工作,可我成名了,赚够了钱,这样我再次将它当作了乐趣。而你呢,三十二岁,除了每天被屏幕辐射外一无所成。”
我惘然了。我决定避开这个话题。“我小时候有三个梦想,开妓院,开巴士,和
练降龙十八掌。”
他并不奇怪,仿佛早已料到了似的摊了摊手,好像在说:看吧,就说你不是这块料。显然,按他的逻辑,我们应该一起被关进精神病院做病友,成天不是在明晃晃的食堂里戳青豆,就是在病房外裸奔——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职业理想,我们可以一起出演《三傻大闹精神病院》,没准还能获奖....我的思绪不由地驰骋了,穿过寒夜冰凉呛人的迷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儿到处飘满了戴着护士帽的天使。
他擦亮一根火柴,接下去道:“我们之所以不适合干这行,恰恰是因为我们是最合适的人。文学!人们在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想到高深莫测的字眼,灵魂,神,纯洁什么的。可他们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吗?不。他们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说:我是个作家。他们就如同见到‘逼格’本尊一样,一脸憧憬地望着你,连连说道:哇,你可真了不起!我小时候也想干这个呢。但他们满脑袋想的却是:穷鬼,神经病,宅男。
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我们和一切被人称之为高尚的东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因为高尚的东西往往也最低贱,需要被吐一口唾沫、按一只脚印。可当你真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又生怕你玷污了它。这就好比让一个女人同时繁衍子嗣和保持童贞。你瞧,老天其实很公平,他把原先的金字塔反了个个儿,真正在行的人在底下受人调遣,而那些不得要领的人——无论他们在这方面有多么才思匮乏,甚至一无所知,却能随心所欲地挖掘或是扼杀。这样,极致的强大和极致的弱小就被平衡掉了,这样,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在此分一盏羹,这样我们赖以谋生的圈子才能在彼此的争夺与排挤中生生不息。”
凌晨一点。我的屁股已经坐不住了,它正在呼唤宾馆里硬邦邦的床垫。“你说完了么?”我问,“我只想知道,你写不写下去?”
他斩钉截铁地答道:“不写。”
此言一出,我所剩无几的耐心极速射入零。我招呼酒保给他上一罐成长快乐,旋即站起身说:“秦先生,快看窗外!你家始皇正在窗外飘着呢!”
说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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