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到弄堂深处，他看到熟悉的天井和水门汀的水斗，头上依旧飘舞着从窗子里伸出晾晒的五颜六色像万国旗样的衣裳。他走到最里的一个小门，推了推竟是虚掩的，于是走了进去。四年前那次来上海，因为公务机密和紧要所以没空过来，但他知道弟弟幼臣一家现在就住在这里。他摸着阴暗的楼梯，经过那间他曾经住过的阁楼，再直接向上走到二楼，那个曾经是二房东张家的门口，敲了敲门，门咿呀的打开，迎面是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鬓角的弟媳枚
。枚见到他，先是吃惊的一怔，呆了有数秒，突然爆发式的大哭出来“阿哥－－－”，然后一下扑到他的身上。枚的身后愣愣地站着三个小孩，二女一男，男孩手上裹着纱布绷带。枚自觉到有些唐突，便立即转身向三个小孩喊道：“快叫大伯”。他拍了拍侄儿女们的头，疑惑地望着枚。枚仍未止住眼泪：“他被抓走两个多月了。”“为什么？”“他们说他里通外国”“哪能吶？”“他们说因为你在国外，所以…，再加上他又被他们单位打成走资派，所以被关了起来。”他正想再问什么，门突然被外面粗暴地敲响，吓得两个小女孩要往桌子底下钻，没等枚去开门，一个臂带红袖目标后生带了七、八个腰扎武装皮带的人就冲闯了进来，那后生一步窜到他的面前，指着喊道：“就是他，外国特务！”
看着进来的一堆人，就像看着一堆小丑，他只觉又可悲又可笑，他镇静地把枚和孩子们挡在身后，平静地说：“你们谁是头？”这时从人堆中走出一位面色阴沉方脸鼓腮的中年汉子，着一身洗的发白的蓝色工装，斜着眼盯着他，厉声问道：“侬啥地方人？”他同样以尖锐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方脸汉，并不理他，反而用平稳却异常严厉的声调命令方脸人身后那堆人：“其他人都出去！”那堆人听到这出乎意料的不容置疑的命令式口吻，迟疑地窸窣着，方脸汉感觉到了对面强大的冷峻和身背后的动摇，他挥了挥手，身后的人都退出了门外，但门还是敞开着。他眼睛依然像匕首一样直逼着这位方脸汉，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从北京来。”说完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绿皮证件伸到方脸汉面前，方脸汉打开绿皮证件，看了一下，眼睛马上低垂下来，脸上肌肉顿时放松，连声说道：“首长误会，首长误会。”脚步后退着，一只手向下伸开，腰略弯：“首长请便，首长请便。”退到门口后，轻轻把门带上，接着一串嗵嗵嗵下楼的声音，隐约听到小声的议论：“北京来的，北京来的特殊人物。”
这场闹剧使他觉得恶心，回头看看弟媳和三个小孩的惊恐样子，不禁长叹口气。在他拿出证件时也曾稍有察觉不到的犹豫，他不知这个其实已经过期的证件是否管用，不过这时已经是1969年末了，特殊时期已有三年，疯狂的巅峰已经略有收敛，国内矛盾已转向对苏联的战争准备，军人的地位在社会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他刚才拿的就是四年前执行任务时，军方发的一个临时证件，他这次回国有意带在身上，以备不测，果然这时用上了。
端着枚沏好的茶，坐在一把断了许多藤条的藤椅上，他巡视着这个他曾经熟悉的房间：这是一个大房间隔出的两个套间，大约20多平方米，简单而整齐的布置比较以前那个异常凌乱的张家，显得更加适意。地板显然已经很久没有打蜡了，剥落的红色油漆下，露出原色的木纹，即使在这么冷的冬天，木窗也像是关不严地半敞开着，在门口处辟出一个有抽水马桶的小卫生间。在上海异常紧张的住房条件下,幼臣家的环境虽然还算说得过去,但比较那些南下干部,幼臣这种本地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条件就差很多了。是他把弟弟幼臣引入革命这条路的，50年代幼臣从北京中央政法干校毕业后，就从以前的五金工会转到了上海司法系统，成为一名中层官员。他一直很感激幼臣和姊姊莉霞，因为自他1947年离开上海就回来过两、三次，是他们替他为晚年的父母亲尽的孝。
枚把三个子女一一介绍给他，最大的阿静十二岁，男孩小涛才十岁，最小的佩静才八岁，他们在他出国前虽然都见过，但那时他们还很小，“都长这么长了，哈哈，都不认得了，过来给大伯看看。”他从手提袋里掏出几包巧克力递给三个小孩，又拿起小涛裹着纱布绷带的手，问这是怎么回事。精神未定的枚见他问起这个，就又眼泪汪汪了，他最怕见女人的眼泪，便催促道：“快讲么，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啊。”枚收了抽泣说：“幼臣被抓的那天晚上，他们把小孩都关在里屋，不让出来，小涛急得拼命要冲出来，但门被反锁着，他就用拳头敲碎了门的玻璃，打开插销冲出来，血流了好多，好在这时他爸爸已经被带到楼梯，没有看到。送到医院缝了八针，后来又有些感染，所以现在纱布都没有拆掉。”“现在人关在哪里？”“据说关在市委，与其他牛鬼蛇神关在一起，整天开批斗大会陪斗。”“他不是前两年就靠边站了吗？”“是啊，但现在又被邻居举报说是里通外国，就抓进去了。”这时小涛忍不住了大声叫道：“就是刚才同你讲话的那个赤佬，是他抓的阿爹。”他欣赏地看着这个像只愤怒小老虎的少年，一直没放开他那只缠绷带的手：“哼，里通外国？”他抬起头对着枚说：“国家派驻海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的亲属就是里通外国？真是乱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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