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
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非法起跑线
第一次谈话开始了。本来双方都筹划了这么长时间,慕绥新一方应该早就做好了防守的准备,任你怎么攻,我都有应对之策,稳如泰山,巍然不动。专案组这一方肯定也想好了进攻的招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待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r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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