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
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
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
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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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自己完全无能之后,他象挨了当头一棒,但又有一种奇异的镇静。没有人他作
出结论。他也无须看着院子那边的墙发呆,无须苦苦思虑于她的去留。特丽莎自己已决定了
一切。
他到餐馆里吃了午饭,沉郁沮丧。可他吃着吃着,绝望的情绪渐渐消解,没有那么厉害
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回想起与她一起生活的岁月,他觉得他们的故事不会有更
好的结局。如果是别人来构设这个故事,他也不能不这样来结束。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
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
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
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
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
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
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
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
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
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
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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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
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
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
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
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
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
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
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
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
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
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
斯告诉院长(俄国入侵后曾打电话给他的那位),他得马上回去。他有点不好意思,知道他
的走对院长来说太唐突,也没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诉他特丽莎的事以及她留给
他的信,可最终没说出口。在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丽莎的走只能是发疯或者邪恶。而托
马斯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机会视她为病人。
事实上,院长生气了。
托马斯耸耸肩说:“eussein.”
这是引用了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乐章的主题:
为了使这些句子清楚无误,贝多芬用一个词组介绍了这一乐章,那就是
“derhluss”,一般译为“难下的决心”。
对贝多芬这一主题的引用,的确是托马斯转向特丽莎的第一步,因为是她曾经让他去买
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鸣曲的磁带。
出他所料,引用贝多芬的这一主题对那位瑞士大夫相当合适。对方是个音乐迷,他平静
地笑着用贝多芬的曲调问道:“mussessen?”
托马斯再一次说:cjaeuss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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