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案情复杂的情况下,检察员的讯问至少要持续一个小时。她的配合却让讯问在三十分钟内结束。
翻了翻手中的文件,检察员又看一眼腕表上的时间,显然也对此不大适应。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审判长微微抬头,也瞧了眼手表上显示的时间,而后才望向辩护人席:“被告人的辩护人,对被告人有没有发问?”
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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