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严格来讲，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那天母亲值夜班，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我看到她圆睁的、发红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
父亲皱着眉头，试图与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没有药，我们没有药。你家里有人吗？”语气近乎温柔。
这时我才听出来，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央求父亲给她“药”。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约感觉到，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现在看来，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
犹豫了半晌，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拂过我的发顶：“回床上去，锁好卧室。”
我下意识拽住他，急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疯子！我……我不一个人……”
他脱开我的手，慢慢拧开防盗门上的锁扣，闪身出去，立刻把门重新关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紧绷发白的指节揉皱了他平整的裤脚，我看见他弯下腰，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试图架起她。
平心而论，那女人苍白而枯槁，几乎不可能威胁父亲的安全，但她眼睛里始终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炽烈得像能吞没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间她就把细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亲的喉咙时，她家的大门猛然打开，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上客。他明显不合身的宽大衣服上满布褶皱、油污和焦痕，脸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灯下形成柔软的青影，但这些全都无损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在秀美与英挺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副容貌，以及他好听的名字，不禁让人推测，那疯女人曾拥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艳的韶华。
父亲帮他把他母亲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苹果过来道歉。他刚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来要安抚母亲睡下，之后还要写作业，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连母亲跑出去都没听见。至于他父亲在哪里，他母亲又是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他不提，也没有人问。母亲留了一个苹果，余下的仍替他提回家里，父亲为他打开门，说若他念书辛苦，请他有事随时来我们家里。母亲看父亲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到底没有说话。
父亲找不到新工作。母亲开始白班连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父亲渐渐承担了所有家务，终于学会像母亲那样老练地漂净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楼道里踢到一个霉烂的苹果，迟疑了一下，还是捡起来拿进屋里。
江上客偶尔送吃的过来，以馒头居多，过节时还有饺子——他说学校每月发食堂餐券当作生活补助，用不完也是浪费。母亲父亲都不愿收，他就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把报纸和塑料袋裹好的、犹带热气的食物塞进不懂得拒绝的我手里。于是母亲主动去帮那女人洗一次澡，回来说，江上客的奖状贴了满墙，那女人在其他地方乱涂乱抓，唯独对那一面墙宝贝得很。
过年的时候，母亲请江上客母子来我家一起吃饭。他穿了件很干净的毛衣，整个人明亮又随和。母亲接下他提来的一小袋鸡蛋和几把挂面，帮他安顿好那女人，请他在屋里随便看看。他翻了翻我的寒假作业，目光很快被属于父亲的书橱吸引了。
书是最大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不愿意给我买一本六元钱的《新华字典》，我被老师罚站了整整一天；我的练习册全都是母亲去书店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的，而且做完一遍之后还要擦掉答案重写一遍。父亲藏书中我唯一能看懂的《苏联民间故事选》，被手指磨毛了页边。
当江上客惊喜地翻开一本印满了各色符号与图形的大书时，我突然发现他几乎和父亲一样高了。
即使无数次从他手里接过馒头，即使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学校，即使他能解答一切我解不出来的应用题，一直以来，我始终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当父亲把书借给他，他满面笑意地抱在怀里，我当即悲哀而敏锐地预感到，我太过自信了，他和父亲是一类人，九岁的我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他们。
母亲煮好了江上客带来的鸡蛋和挂面——除夕夜吃下的面条叫做“钱串”，大约是饭桌上的五人来年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那女人梳好了头发，显得很安静，只吃江上客夹到她碗里的东西；母亲在厨房跑进跑出，时不时端出一碟回锅的小菜或是刚煮好的汤；我一边听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边拣出菜里的肉末；而父亲和江上客在谈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们容光焕发，激动地挥舞双手，两局面黄肌瘦的皮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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