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客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校方为他提供最丰厚的助学补贴，还为他的母亲联系了一家疗养院并承诺负担费用。离家上学之前，他忙了一暑假，创办了我们市最早的一家课外辅导机构，请父亲担任数学和物理两科的指导老师。
我们搬进了一间更大的房子，母亲也终于不必再上夜班。我和父亲都劝她辞掉气站的工作，可她坚决不同意。她替我拉平衣角的褶皱，告诉我人总归是要靠自己。我总觉得这暗含着对父亲的指责，可她面容平静，心情愉悦，我也只得假装自己从没看穿这家庭美满的伪像。
江上客很少回来，但每年都拎着东西来我家。他能拿到一大笔奖学金，又和人搭伙做生意，一年比一年成熟，举手投足间已带有意气风发的气概。他给母亲送一篮鱼虾，给我童书或者玩具，从不当众给父亲什么，我却总能发现父亲桌上多出书来。有一天我发现他桌上摆着一只手表，放在精致的小盒子里。母亲吓了一跳，谨慎地问父亲打算怎么处理，父亲说要还回去，拿起盒子出了门。
天全黑了，父亲还不见回来，母亲有点担心，叫我沿着大路找找家楼下，正犹豫该不该进去，就看见楼道亮起来，父亲瘦长的影子从楼梯间一步步滑下。江上客紧跟着冲出来，一定要他收下那只手表，说他把自己当外人。
我站在灌木丛的暗影中一动不动。他的声音好像撞上了实质的物体，在我的耳旁簌簌振动，散发出一圈圈尖锐的回音——我不知道江上客何时已经能轻松随意地用“你”来称呼他从前的“刘叔叔”了，而我在与父亲说话前还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半晌。
父亲拘谨地说了许多，无外乎是说自己不过举手之劳，这些年又多蒙江上客关照，实在当不起这样的谢礼。他们推推让让，身影在暗淡的月光与昏黄的楼道灯光中纠缠不清。最后江上客急了，抓住父亲的双手不让他动，将那只表扣在他手腕上，低声吼道：“谁说这是谢礼！”
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父亲的脸颊，目光牢牢锁住父亲的眼睛，我甚至怀疑其中盛满了眷恋与仰慕——但他很快放开父亲，后退几步，低下头，飞快地解释说这不是为感谢父亲，只是想——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想要送他点东西，随后又不甘心地补充，说自己的钱想怎样花就怎样花。
我匆匆跑回家，转身的那一刹那好像看见他攀住了父亲的肩膀。我告诉母亲自己没有找到父亲。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很快回来了，手腕上没有那只表的踪迹，母亲煮的荆芥面筋汤都还没有放凉。
我开始刻意减少与父亲说话的频率。没有人觉得诧异，母亲自己对父亲也是越来越客气，而父亲在家除了食宿就是埋头书海，根本没发现有什么不对——或许他发现了，只是这样的变化正中其下怀。我不清楚自己这种行为的本意为何，不过我清楚这绝非出于赌气，而更类似于试探，我期待父亲的反应，试图寻找父子情感的最低阈值。这个过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十五岁时父亲拎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可笑——或许这段亲情从未在他心头留下任何痕迹。
不过当时的我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去向母亲抱怨，说父亲对江上客比对我还要好。母亲宽容地笑了，没有说什么，熨平父亲的衬衣，把它挂进衣柜，然后从抽屉里摸出江上客送来的那只表，仔细放进衬衣胸口的衣袋里。
看到那只表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某种东西崩塌了，好像滩头被潮汐日夜磨蚀的沙堡，终于在一阵小风里分崩离析。之前我嫉妒江上客对父亲的亲近，而这只未能成功退还的礼物，仿佛已成为父亲默许甚至接受了这种亲近的明证。
之后我再也没收过江上客送给我的任何东西，连他送来的食物，也不想多碰一口。这些人情，在我看来，是我和母亲在父亲的荫蔽下获得的垂怜和施舍。我甚至暗暗发誓，将来要把它们一并还回去，连带着父亲的那份。
母亲开始正式地与父亲谈离婚的事。如果我回家时放轻脚步，在楼道里静静站一会儿，或者夜里假装睡着，竖起耳朵躺在床上，就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两人都很冷静，母亲的镇定超乎我的想象，事实上她甚至一直劝说父亲与她解除婚姻关系，说父亲找到了生活目标，她现在过得也不错，分开对大家都是好事。
那段时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厌倦了平淡的校园生活。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练习册上大片的空白叹气，并不斥骂，反而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为家里的事耽误自己。我并不解释，也并不悔改，依旧我行我素。一天母亲突然来接我放学，我们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一路没有人说话。把车停在小区的地下室之后，她抱着我哭起来，说我这样不求上进，如果她不在了我该怎么办。
现在想来，大约那时她就感到了腹腔的疼痛，也预料到了日后的命运。但当时的我尚懵懂无知，无法感受到她话语中浓烈的悲情，只是感觉她的泪水一滴滴淌进我干涸的心田。同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母亲已经把父亲排除在我们的明天之外了。
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也是江上客曾经的学校。在中考出成绩的那天，母亲与父亲去民政局办了手续，当天父亲就搬出去了。他只带走了自己的衣物和一些书，挑挑拣拣之后还留下几本书在我床上，说我以后可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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