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苏联的土崩瓦解，徐文博发表在党的最高理论刊物【旗帜】10月号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理论文章顿时火爆了起来，不但【rm日报】全文转载了他的文章，而且还加上特约评论员文章，顿时在全国掀起了防西方和平演变的大学习、大讨论的热潮。
徐文博在肖远航从京城面授归来和他的那次谈话中受到了启发，为了配合父亲所做出的决定，他用了一周的时间查阅查阅资料和撰写文章，成文后，亲自送到了京城，请父亲的办公室主任范世南给把关，范世南做为徐老的办公室主任，在京城不说是第一笔杆子，也是顶级的大手笔，经过他的修改和润色之后，便发表在【旗帜】杂志上。
文章刚一发表，有人认为徐文博是配合他父亲的动作鼓捣出这样一篇文章，对其嗤之以鼻，但出于对徐老颜面的考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来一个冷处理。而与徐政见不合的部分人，也只是让手下写了两篇评论文章，说徐文博是杞人忧天，过于敏感，苏联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西方的所谓和平演变能搞垮的。之后便出石沉大海，这篇文章没有掀起一点波澜。
而苏联的解体，徐文博这篇文章的前瞻性立即体现了出来，上层出于政治上需要，在全党全国对这个命题进行了大学习和大讨论，虽然徐文博的政治太低，但收获却很大，体现出他的政治敏锐性和前瞻性，在高层的心中加足了分！
肖远航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自己存放的《rm日报》找出转载徐文博理论文章的那期报纸，全文看过之后，肖远航不得不承认徐文博这篇文章做得十分精彩，肖远航和徐文博的谈话只能算是一个提示，徐文博却做足了功课，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从东欧巨变到苏联严峻形势，一环扣一环的分析，而且找足了理论依据。
徐文博在文章的开篇就提到：“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肖远航其实根本不知道“和平演变”这个名词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由美国议员杜勒斯、凯南提出的，还以为是苏联解体后才从理论上产生的，而伟大的主席在50年代末就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看着徐文博的文章心里不由得汗颜万分，从徐文博对这篇理论文章下的功夫看，显然他对此是极为重视，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做足功课，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表现。
50年代后期，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
徐文博文章的布局很巧妙，由新中国的缔造者主席对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引到了苏联的身上，接着开始论述苏联现在的形势，他说，主席就曾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徐文博在文章中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他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徐文博在文章中最后写到：主席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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