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销往世界各地。那些戴着名牌手表的世界各国人们，是否会想到手表上渗透了无数中国打工者的血和汗呢？
我很快习惯了樱之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每天早上6：50准时起床；7：00开始洗漱；7：10跟宿舍姐妹陆续走向饭堂吃早餐，或馒头白粥，或米粉咸菜；7：30集合、点名、跑20分钟步；7：50打卡进入车间，由班长开几分钟早会；8：00正式坐到冲压机前，腰板挺直，开始一天的工作。中饭和晚饭为直落上班，也就是中午吃过饭后马上要回车间，晚上最早22：00下班，最迟24：00或更晚。
如果我不试图改变现状，便要和许许多多姐妹一样，被动而无奈地承受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象李秀丽一样被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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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现状？我一个孤身在外的弱女子，连生存都成问题，用什么来改变呢？学历？金钱？靠山？可这三样我都不具备。每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千转百回地想着这些问题，却从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更要命的是，不但现状无法改变，因为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我连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了。公司规定，所有新员工进厂，厂里要押两个月工资，所以我要到11月初才能领到九月份的工资。
因为这边东西普遍比家里贵，当初从家里来时，我带了一包洗衣粉、一盒牙膏、一块肥皂、一瓶洗发水。为了节省，每次洗衣服我都只放一小撮洗衣粉在水中；我把原先的每天刷两遍牙改成刷一遍，每次也只挤一点点，以牙刷能刷出泡沫为准；冲凉前用手摸一下肥皂，肥皂倒也能涂遍全身；洗发水也是用完了灌一瓶水，用完再灌水，后来索性用洗衣粉洗。但尽管如此，我的洗衣粉、牙膏、洗发水还是陆续用完了。
我知道我的同事们都来自五湖四海，萍水相适，交浅言谈，相互之间最忌讳借钱。为了免却被拒绝的危险，我不会去张那个口。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将就了，想坚持到发工资。于是，我洗衣服只用水，或捡起别人掉在洗衣台上的少许洗衣粉；刷牙只用牙刷，没有牙膏就多刷几遍，因为用力过猛，经常是满嘴鲜血；冲凉时我先由上而下浇一通水，估计水己经把身上的泥和汗浸透了，再用手一点点搓；洗头是最痛苦的，我头发又偏油性，洗了还不如不洗。
开始几天还行，但三两天过后，衣服穿着身上，总感觉粘乎乎的，颜色也发暗发黄，象没洗干净似的；没有放牙膏的牙龈经常被刷破，一张嘴就露出一些红红的牙肉，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冲凉时，经常把身上的皮肤都搓红了，可还是感觉皮肤粘粘的；最难过的是头发，本身就是略带油性，几天没用洗发水，头发又油又粘，就差没凝结成板块了，并用很痒。
坐在冲压机前，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痒了，弄得我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眼晴不住瞄向车间旁的那个时钟，那个秒针好象每走一下都要停上一个世纪似的。
有一天，我又把目光瞄向时钟，却看到一个矮个子男人，这外矮个子男人就是日本总经理冈村浩二。此时，他笑眯眯的，一团和气，身后跟着八、九最少科长级以上的人。
我竟然在这帮人中看到了王磊，那高高瘦瘦的身材很是显眼。想到他在人才市场的冷漠，我早把四年前对他的感激之情一笔勾销了。刚想把目光收回来，他也看到了我，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冲我微微一笑。
我有些失落，人与人是不能比的。四年前我们住在同一间出租屋里，现在他己经是科长了，而我依然坐在流水线上。
这帮人绕着车间走了一圈，主要检查机器是否排放整齐、毛件和成品有没有摆放好、地上是不是清洁等等。他们检查到我的冲压机前时，我紧张地差点忘记操作了。谢天谢地，没发现问题，他们走了之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
因为身上不舒服，我很难象以前那样聚精会神，冲压出的表壳次品率和废品率明显上升，品保qc不断让我返工。但后来，还是因为次品率和报废品太多，班长化强开了一张罚款单让我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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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罚款30元，今天全部白干了！我恼怒道：“我不签字，我基本上都返工了，还剩的几只表壳怎么也值不了30元！”
化强不客气地瞪了我一眼：“公司有明文规定，不签字要罚双倍！”
我不相信：“真的假的？”
他冷哼一声：“当然是真的。”说完便作势要走。
我赶紧叫住他，乖乖地在罚款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洗衣粉、牙膏、肥皂、洗发水，我连做梦都梦到这四样东西。深圳的十月份依然很热，我的衣服越来越脏了，牙肉被刷破得越来越多了，身上味道越来越大，头发都快往下滴油了。
钱萍好心地提醒我：“海燕，不是我说你，你好象不太讲个人卫生。这可不好。天这么热，要多洗衣服勤洗头啊，免得别人说我们四川妹子脏。”
我当即红了脸，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宿舍里也开始有人异样的眼光看我，特别是下铺的蓝风。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宿舍，我正要弯腰到她床底下拿桶，她看着我，夸张地用手扇着鼻子，一惊一乍道：“怎么自从进了个新员工，我们宿舍就越来越臭了？每天还装模作样去冲凉，那水都冲到狗身上了？”
住在我周围的几个女孩也纷纷附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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