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时，身上最值钱的是一件毛线背心。到新四军后打草鞋时拆掉了。我在上海时只能糊口，还没有那个财力能用上手表，被俘时身上只有一条短裤。老艾当时闹了个大红脸。当时还是省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说了话，他曾是我们旅的政治部主任。对，就是现在在中南海的首长说了话。他说；‘高洪的问题在1945年整风学习时和1956年审查干部时都有过结论。我对高洪这段历史最清楚，你老艾就不要再没事找事了，高洪是个好同志。’这些过去的恩恩怨怨要说就多子。现在这老艾也练上书法，在省书法家协会活动时，我们常常碰面，先见到我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是今天天气……哈哈……再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现在常来常往的。
看人还是多看长处，心胸要开阔，不能小肚鸡肠的。谭冠同志不是也退下了吗?至于他得的那个‘大编辑’奖也只是一个虚名嘛，你不要去演绎发挥成什么‘大便坑’理论去到处宣讲。你们过去的恩恩怨怨有的也已有了是非，时间和事实本身已说明了问题，得让人处且让人，不要得理不让人。中国人讲恕道，讲中庸之道，也就是宽恕别人，看问题要全面，对人处事要不偏不倚嘛。”
高洪老头以前辈劝戒后生小子的口吻对郑东缓缓地说了上述一席话。原来说自己的经历还是为了规劝郑东。
郑东心里就是不太乐意，对老前辈的谆谆教诲，他不好反驳，
只是在心中想：好家伙，吃了谭冠厅长包的饺子宴，帮谭冠作说客来了。鲁迅先生是不主张宽恕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还一味讲“费厄泼赖”的伪君子的，对恶人是不能以宽恕待之。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况且谭冠这类人还从来未落过水，他还在浑水中摸着鱼呢。他又何尝落过水，何尝被人打过，只有他去咬人、吃人，现在人们对他的恶行稍有反感，就要提倡“费厄泼赖”了。其实他们何尝落水，“巢窟早已造好了，食料也早经储备了”。所谓下台不是落水，
只是另一种仕途的继续，是当“摄政官，太上官”的开始。照样耀武扬威，牛皮烘烘。这牛皮还从国内烘到国外去了。“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才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正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地大嚷起来。“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鲁迅是以直道来对恕道的，对于蛇一样的恶人也是“一个也不宽恕的”。郑东突然想到了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些话。他想想可笑，自己卑微小人一个，人家谭冠这大奖，那大奖的。
你不宽恕又能怎样，无非发发牢骚而已。人家谭冠照样风光满面地满台前后乱窜，权势的失落不是以形式上的下台为标志的，余威尚在。你有什么资格谈宽恕，宽恕只有当权者对下官小民过错的原谅才叫宽恕，卑微小人奢谈宽恕，徒添笑料，狂犬吠日而已。漫言“宽恕”，只是一种精神胜利，阿q式的自欺欺人而已。所以只好像堂.吉坷德那样继续挺矛向风车挑战，最终跌死的说不定是自己，如是而已。想到这里，他摇着头自我解嘲地笑了。
高洪看郑东摇着头冷笑。于是又说：“你小子冷笑什么，我看你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信口开河。这一切都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思维容易片面，行为容易偏激，最终不为社会所容，也难成大器呢。东方朔你不是很欣赏的吗?他有句名言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都是劝戒看人察事要宽容，不要偏激过分的意思。而郑板桥不是也有‘难得糊涂’的名句，他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做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用可自服也。’其中就充满了政治智慧，而历史上的屈原、阮籍、嵇康、李贽、龚自珍之类的所谓‘狂狷’之土有其率直可贵的一面，但也都有情性偏执的一面，而从未有成功而完成大事业的，这些人大部分铸成了人生的悲剧。这样的人在人格上的也许是高大的，但是崇高的人格，往往失之于执拗而难于为社会普遍接受，就难于有成果。
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理想与实践结合的问题。改造社会不能逞一时之勇，是需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的。请注意政治智慧与政治权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为了国家、民族、民众的利益，实现伟大而崇高的政治目标所运用的政治谋略；后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小团体的利益，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而采用的政治伎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业需要那些政治上成熟，思想认识全面，工作实践丰富，个人生活廉洁，作风民主深入，襟怀坦荡宽阔的政治家、思想家、实干家，而不是孤芳自赏，自命清高，愤世疾俗的救世主，旧文人墨客。当然更不应该让那些残民、害民，只为自己捞取功名利禄的政客、贪官污吏窃居高位，为非作歹。如果亢直者皆天真率直，视功名如粪土去玩世不恭，那么庙堂之上尽为老谋深算的政客，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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